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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汉藏双语诉讼法词典》出版

  很多翻译家也提出了和翻译有关的问题,如西班牙的马诺谈到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会对原文会进行一些修改,问余华怎么看。余华认为,因为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有一些变化,完全忠于原作的翻译不是一个好翻译。因为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翻译在一些地方失去一些什么,又在什么地方加强了一些,原文和译本是平级关系。

  很多翻译家在翻译余华的作品时,甚至没有和他建立联系,遇到问题也并没有问余华,对于这种现象,余华说:“其实我是最好合作的中国作家之一,因为我不懂任何外语,他们问我什么语言翻译的最好,我都说非常好。作为一个作家,我的经验是首先要搞定出版社。在美国,我很早搞定了企鹅兰登书屋。因为美国编辑不懂中文,汉学家先翻译了,给编辑看了他很喜欢,出版了之后出乎他意料的成功。我也有折腾了那么多年搞不定的出版社,比如日本,但我搞定了翻译。搞不定出版社就先搞定汉学家,所以还是要感谢汉学家。”

  “第二点是作品出版以后,对于作家只是作品意义上的完成。读者带着自己的世界观和经历阅读这本书。他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也在丰富这本书,一部作品的完成是需要读者来参与的。命运确实很重要,命好和命不好差距太大了。首先一个人和他终生所从事的工作相遇是命运的安排。成为一个作家是命运的安排,我成为一个作家就比牙医更好。马尔克斯就是这样,他写《百年孤独》就是进入了上帝给予的状态。他运气比较好,命运更喜欢马尔克斯。”余华对于作品的出版和作家的命运给出这样解释。

  吉尔吉斯斯坦翻译家萨马特问起余华他如何找灵感和他喜欢哪些外国作家,余华回答:“第一个问题就很难,灵感很神秘,跟灵魂一样神秘,灵感来到的时候,你得要用手紧紧抓住他,写完以后才能放走。根据我的经验,不断工作灵感才能来,坐那抽烟喝茶不会来的。你必须得工作,打倒灵感,灵感就滔滔不绝的来了,你不去工作的话灵感不会来到。关于我喜欢的外国作家太多了,1000多人。比如,日本的川端康成、捷克的卡夫卡、美国的福克纳。今年年初发现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对我也有影响,他教我处理作品叙述中的高潮部分。”

  眼前这位儒雅的先生充满着艺术气息。他就是新晋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朱刚教授,原刘海粟美术馆馆长。

  不同颜色的变化、不同线条的叠加以及不同视角的切入,从而产生不同的画作。变与不变对于艺术家来说,有着更为不一样的意义。让人实属意外的是:他竟然涉猎过众多行业,出版、广告、影视、创意园区、美术馆等等;干过各种岗位,美工、美术编辑、广告公司老总、动画电影总编导、出版社总编辑、文化娱乐集团总裁、国家级文产基地主任、美术馆馆长等等。

  相对于如此多样性的更换,唯一不变的就只有一件事:坚持画画。艺术家的纯粹性和信念感显露无疑。这些饱满丰富的人生阅历无疑是其创作的宝贵灵感来源,也是其创作心态的精神土壤,这样呈现出来的作品才具生命、更具温度。

  今天,十分荣幸能够邀请到朱刚院长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艺诺艺术”的独家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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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汉藏双语诉讼法词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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